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徐婧
“寒湿疫”“湿*疫”“湿热疫”“浊*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对于新冠肺炎的诊疗分析屡见报端，也因此引起不少百姓的困惑：为什么同一种疾病，中医专家的说法不尽统一，即使同一位专家，其前后的说法也有不同。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
针对民众关心的话题，记者专访了曾赴湖北武汉、吉林长春、河南安阳和郑州一线抗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
记者：从中医角度如何认识新冠肺炎？
仝小林：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清代《时病论》也载：“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
可以看出，古人已经意识到，时病主要与“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异常的气候变化现象）有关，是一类“因四时不正之气”引起的季节性疾病，如伤风、风寒、风热、中暑、暑泻、秋燥、冬温等。而疫病与时病不同，疫病因感染“异气”（也称“戾气”）所致，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帝内经》中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可见古人对于疫病的特点早有认识。
新冠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染病，因此当属疫病。
古人把疫病与季节性关联强的，叫做时疫。而新冠肺炎一年四季皆发，显然与时疫不同。
“时疫”的季节性很强，与“六淫”有密切关系，而新冠肺炎却是一年四季皆在流行。并且“六淫”也不是新冠肺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有些密接、次密接人群，由于没有单独的隔离房间，和无症状感染者处在同一房间而感染，这说明疫病的发生与“六淫”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新冠肺炎是“疫”，但又区别于“时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这样我们就搞清了新冠肺炎的基本属性。
记者：您先后到过湖北、吉林、河南等多地抗疫，在您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往发生的传染病相比有什么特点？对比以往发生的传染病，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新冠肺炎吗？
仝小林：通过两年多的抗疫实践，目前看来，我认为新冠肺炎具有广泛性、变异性、隐匿性、复杂性等特点，这些新出现的疫病特征在既往的大规模传染病中是没有的，也给我们中医认识和治疗新冠肺炎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是广泛性。新冠肺炎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波及了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都传播得更快、更广。纵观全球及我国的疫病史，从来没有哪一次瘟疫的传播有如此的广泛性。这就要求我们中医在看待这次疫情时，必须是全球视野、全方位关照，要从中医药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的特点，找出差异，总结世界各地中医抗疫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实事求是地从中医角度为新冠肺炎定论。
仝小林院士
二是隐匿性。新冠肺炎传播有极强的隐匿性，无症状感染者占比较高，这给中医提出了新的课题：没有症状，这样的感染者怎么防、怎么治？在大范围集中暴发时，如何迅速判清疫病的发展主线，如何抓住核心病机，制定适合广大人群的综合防治方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三是变异性。从我在三省九市诊治过的新冠肺炎患者来看，阿尔法、德尔塔、奥密克戎感染人群的临床表现有同亦有异。与年武汉病人的寒湿俱显相比，年吉林通化和长春的病人则寒多湿少，年河南的奥密克戎患者则化热化燥较多、较快，胃肠道症状少。这些差异的出现，除了发病地域不同、发病人群不同外，病**株的变异亦是重要因素。
四是复杂性。与主要发生在冬春的流行性出血热（黑线姬鼠传播）和主要发生在夏秋的乙型脑炎和疟疾（蚊虫传播）相比（主要是因为病原体或传播媒介的活跃程度受气候影响较大），新冠肺炎的流行在地域上遍布全球、在季节上横贯四季。与SARS（非典）、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发病急、热度高、传变快相比，新冠肺炎的起病相对较缓，无热、低热患者较多，高热患者较少，传变较慢，累及的脏器较多。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的*力渐低、传染性渐强。
对于新冠肺炎的中医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次经验的总结，必然会不断深化、更加全面。由于发病地域、发病季节，以及感染*株的不同，患者表现出了不同的证候，进而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正常表现。待整个疫情结束之后才能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还不是下最终结论的时候。
记者：新冠肺炎定性为“疫”，学界已达成共识，在武汉您提出将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为其进一步定性，当时，您是如何辨别新冠肺炎的寒温属性的？这个属性在后来病*变异的情况下有改变吗？
仝小林：总结两年多的抗疫实践，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也即“戾嗜”。既然“戾气”（现代可称之为病原微生物）是疫病的病因，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那么“戾气”就具有不同的最佳生存条件（温度、湿度等）。我们把“戾气”对环境的亲嗜性称为“戾嗜”。当外环境的温度、湿度与“戾嗜”相吻合时，就会表现出高活性、高传染性、高流行性。反之，“戾气”将处于不活跃状态。
例如，乙脑病*在蚊体内繁殖复制的适宜温度在20℃以上，25℃左右的温度最适合疟原虫在蚊体内繁殖，所以乙脑和疟疾主要发于夏秋季，表现为温疫或湿瘟。再如携带汉坦病*的野鼠，其在寒冷的季节就会聚于室内，而将病*传染于人，故流行性出血热常高发于冬春季，表现为寒疫。张仲景所记载的伤寒，从其发病的季节及传变规律看，与流行性出血热很相似。因此，“戾嗜”对于我们判断疫病的寒温属性，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四个要素来判定疫病的病性，即临床表现、“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正常的气候变化现象）或“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异常的气候变化现象）、内环境（禀赋、体质等）、戾嗜，我将其称为“四维定性”。“戾嗜”是病原微生物所嗜好的气候环境，其在疫病寒温属性的判定上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六气”或“六淫”对疫病寒温属性的判断是一个辅助条件；内环境决定疫病感染后的寒热从化方向；而临床表现则是诸因素综合展现的结果，是辨证论治的抓手。四者合参，四维定性，对疫病寒温主线的把握就会更加自信。也正是因为抓住了新冠肺炎的“寒湿”属性和演变规律，我们才敢于在到达武汉后率先采用万人一方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来控制疫情传播。
年1月武汉疫情暴发之时，正值冬季，南方以湿冷环境为主，而新冠病*之“戾嗜”亦为低温（9℃左右），故此期新冠患者的“寒湿”征象非常明显。年1月、年1月我分别在吉林长春、通化和河南郑州、安阳诊治了感染“阿尔法”“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患者，我认为虽然病**株不同，患者证候表现亦有不同，但依然可以在发病初起看到“寒湿”这个基本特点。比如很多患者舌苔虽淡*厚腻但舌体并不红或暗红，虽有发热但热度不高，这符合寒湿郁闭化热、化燥的特点。
另外，这个特点似乎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区和特定季节。因为我在不同季节诊治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新冠肺炎病人，比如丹麦、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泰国、伊朗等世界多地的患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发病于不同的季节，感染不同的变异*株，但我发现只要紧紧抓住“寒湿”这条主线，再针对化热、化燥等变化，在寒湿疫方基础上加以化裁，都取得了显著疗效；清肺排*汤在治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变异*株引起的新冠肺炎时，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种疗效就是对新冠肺炎“寒湿”属性的有力证据。“寒湿疫”的传变，由于体质和禀赋的不同，可以有寒化和热化两种倾向，从而导致临床证候出现了差异。一项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环境科学学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这项基于个国家的探究气象因素和COVID-19（新冠肺炎）发病率的观察性研究显示：COVID-19的发病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这表明，COVID-19的传播在夏季可能会放缓，但在冬季可能会增加，这与中医的判断是吻合的。
记者：辨别寒温病性对于新发疫病有何意义？
仝小林：辨别疫病的寒温属性，对于疫病初始治法的确定尤为关键。疫病初治，虽均宜发表透邪，但寒疫宜辛温，温疫宜辛凉，治法迥异。伤寒有六经辨证，温病有卫气营血辨证；伤寒以伤阳为主线，温病以伤阴为主线；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这些基本的辨治规律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
曾有人提出“寒温统一论”，试图将伤寒与温病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中，一元化、一体化考证，实现一体化治疗。但寒温真的能统一吗？
我个人认为，寒温有能统一之处，有不能统一之处。能统一之处，是伤寒由太阳传至阳明、温病从卫分传到气分，伤寒阳明阶段的许多方剂在温病的气分及营血分阶段应用甚广，如白虎汤类方、承气汤类方等。诚如宋代陆九渊所说：“阳明为成温之薮。”不能统一之处，是二者的初治手法，伤寒辛温解表，温病辛凉解表，治法迥别。古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对疫病的治疗，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团队曾经对疫情初期的隔离点病人，做过温散法和凉散法的疗效对比，结果证实了温散优于凉散，研究结果发表在《药理学研究》上。这也从科学角度证实了新冠肺炎当属“寒湿疫”。
但是，由于疫情时间长，跨度大，地域广，集中患病人群差异较大等各方面原因，使新冠肺炎初治手法变得模糊不清，寒温互相矛盾，各执一词。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疾病过程认识还不统一，辨治方法也不统一，还缺乏更多治法之间的疗效对比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总结、完善。
记者：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为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仝小林：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全年皆发的传染病，由于发病的季节不同、区域不同、气候不同等，患者的证候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中医治疗就需要因时因地因人治宜，灵活处置。但我认为强调“三因治宜”还不够，要“四因治宜”。新冠肺炎在短短两年多的流行中，有两次较大的变异，一次是“德尔塔”，一次是“奥密克戎”。尤其是发生在天津和河南安阳的“奥密克戎”表现出了与武汉“阿尔法”不同的临床特征，即隐匿性强、*力强、症状轻，消化道症状不明显。而且感染人群以儿童及青少年为主，化热、化燥迅速。这就提示我们除了“因时、因地、因人”之外，还要重视戾气之变，即“因戾”治宜。
求机审因，知常达变，方为至治。中医治病有四个层次：一曰对症，二曰辨证，三曰求机，四曰审因。当新的疫病出现时，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对因的“特效药”，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因此，求机（核心病机）、辨证、对症论治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医参战的四次较大的疫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乙脑疫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疫情，以及本世纪初的SARS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都发挥出了杰出的抗疫防疫作用。但我们还不能够满足于此，更不能止步不前。审因论治，找到“抗戾”的有效药、精准打击，这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精准打击疟原虫治疗疟疾，就是广大中医药人的榜样。
现代医学对于新发疾病的认知是在研究中不断进步的。中医学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医学，中医学在继承古人经验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医疫病学是一门专门而且复杂的学科，对于新发疫病的认知必然会有一个逐步深入并逐步完善、趋向统一的过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的疗效实实在在、有依有据，已形成“中国方案”，被世界认可。我们既学好用好前人的宝贵经验，也用科学数据说话。
这次疫情也告诉我们，中医人有责任不断总结、继承、发展、创新中医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明中医药疗效，用科学易懂的语言让普通百姓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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