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3/11/30 0:12:00
人的病，重在“病”；而病的人，重在“人”。两种观点，即是两种治疗思路。（一）人的病面对疫情，现代医学重视分析致病因素，发现是新型冠状病*引起，因此，致力于分析病*，寻找抗病*西药和疫苗。这是重在治病。这个思路听上去也的确有道理。既然是新型冠状病*导致疾病，如果杀灭这种病*，当然病也就康复了。中医也讲究治病，而且，中医也会考虑立足于“人的病”去寻求专病专方。为什么会有专病专方呢？一则，致病因素与天地气机相关年己亥年的六之气，客气为少阳相火，主气为太阳寒水，客主加临，造成暖冬，这是导致疫情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暖冬造成了冬天当冷而不冷，逆反了四时规律，这是天之虚；另一方面，冬行春令，造成了人的阳气在冬天不能闭藏，反而提前升浮，这是人之虚。正如《内经》所言：“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另外，武汉地区处于长江下流，湖泊众多，阴气偏重；且入冬以后阴雨不断，空气中湿度甚大。这样就形成了热*和湿浊，合而变化为疫*。另外，现在疫病的病机偏于寒湿，其原因有三，一则，病人体质为阳虚，特别是脾阳虚，兼感湿邪；二则，过度输液；三则，大寒节气后客气为寒水。二则，专病专方因为有以上的病因，所以，治疗疫病当考虑寒湿的病机。治法与处方应该统一在五运六气的理论分析之上。这样就形成了专病专方。历史上此类病例甚多。比如，宋哲宗元祐五年（），苏东坡知杭州，适逢时疫大作。东坡创建安乐坊，以“圣散子”治之，“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又如，明末大医喻嘉言用人参败*散加减治疫，他自述：“嘉靖己末，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再如：晚清大医易巨荪在《集思医案》里对广东鼠疫流行有所记载：“甲午岁，吾粤疫症流行，始于老城，以次传染，渐至西关，复至海边而止。起于二月，终于六月。他用了升麻鳖甲汤，救人无数。还如，清瘟败*饮为清代大医余师愚所创，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京城大疫，用此方收效甚好，活人无数。且如，年夏天，北京地出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情凶险，当代大医岳美中教授按暑温、湿温治之，投白虎汤加减而常起沉疴，救人无数。用一个药方治疗所有的疫病，这样的案例说明，疫病的治疗有其规律性，特别是外邪性质固定，可以考虑专病专方专治。事实上国家已经推出不少抗疫的中药方，都是专病专方之类，已经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但最好能有所加减，更能增加其效。（二）病的人一则，中医不能识病，可是中医却能够治病。中医以人为本，以病为标。中医更重视治患病的人。以医圣张仲景为例，他擅长治病，这已经为世人所知，但他更擅长的其实不是治人的病，而是治病的人。他用六经辨证来分析人的体质与病症，分析正邪交争的六经层次，重视方证合一。事实上，仲景的辨证体系和经方是治证的，不是治病的。简单来说，我们如果用六经辨证体系来治病，不管病名是什么，只要有症状，有体征，就能辨出证来，然后对证用方，使方证合一，则病情自然缓解而康复。至于具体是什么病，可能到治愈了都搞不懂。有人说，这岂不是说中医很不科学，连病都不懂，就敢说治病。其实，临床上我自己体会，识证很容易，识病却很难。只要能满足病人治病的需要，那么，难而无用的识病方法就不是那么要紧了。以今时的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为例，有人说，你中医连病*都不懂，更不知道是不是新型冠状病*，你不分析新型冠状病*的RNA，你中医怎么知道如何治疗呢？其实，中医治疗疫病真的不需要知道是哪个病*引起的。只要病人表现出这样的症状和体征，那么，就用这样的药方，药方符合病机，自然有效。至于到底应该叫什么病名，这是西医的事情。正如年非典爆发时，已故大医邓铁涛用中医治疗非典73例，结果全部治愈，且没有后遗症。你说邓老学过病*学，认识SARS病*，我一百个不相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病治愈，就是目的。再说，西医研究SARS病*，目的不也是治愈疾病吗？可惜，至今抗SARS病*的西药和疫苗都没有搞出来。二则，以人为本，以正为本中医强调，以人为本。生病的是人，治人比治病更重要。如何治人？人以正气为本，以邪气为标。扶正才是治人的关键。正与邪不两立，正旺则邪退，正衰则邪进。所以，扶助正气，调动患者整体的抗病力量，这是中医愈病的关键。生活中我们都曾患过疾病，也都知道疾病虽然患在某处，但不适的感觉却是全身的。即使一个简单的疼痛，虽然痛在局部，却会导致心神不安，睡眠不宁，情绪不稳。事实上，所有的疾病最终都是整体性的，真正局部的疾病是不存在的。这与中医的整体观非常吻合。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与四肢百骸通过经络而内外联通，变成了一个整体。对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为例，虽然病人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但其病机却与五脏六腑相关，是五脏六腑失去平衡才导致了这些症状的发生。因此，治本之法，即是纠正五脏六腑的失衡。通过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和体征用方用药，使五脏六腑归于平衡，则所有症状自然缓解或消失。三则，随证治之，证变方亦变，一人一方正因为立足于“病的人”，所以中医重视个体的差异，讲究一人一方。即使是同一种新型冠状病*感染而致病，但因为病人的体质的不同，或基础疾病不一，其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也就有差异。清代太医吴谦在《医宗金鉴》中说：“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譬诸水火，水盛则火灭，火盛则水耗。”这话如何理解呢？简单来说，以新冠肺炎为例，若体质偏于阳虚内寒者，就容易寒化，变成寒湿证；若体质偏于阴虚内热者，就容易热化，变成湿热证。体质不同，病机的转化就不同，即使邪气性质相同，治疗思路与方法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中医的高明之处。中医治疗疫病不考虑是何种病*，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即使同一种病*侵袭，病人的症状不同，病机不同，怎么能用同一种治疗方呢？！（三）结合治病与治人，提高疗效疫病当前，不管是治病还是治人，都有其价值。若能兼顾二者，当可提高临床疗效。正如一贯重视通治方与专治方相结合的金寿山老师所说：“不掌握通治之方，则不足以应万变之病证；不掌握专治之方，则治病不速效。两者必须相辅相成。”我临床治疗杂病，往往宗金老的这个观点，既重视辨证，又重视专方。二者合一，疗效甚高。不管是用经方，还是用时方，建议临床医生尽量把治“病的人”与治“人的病”结合起来。一切都以“证”为原点。在“证”的基础上，怎么用方都不会错。治小病如此，治大病亦如此；治杂病如此，治疫病亦如此。中医之所以临床治疗疫病取效，就是因为方证相应，方子符合了病机。紧紧抓住方证相应，我相信，中医在抗击疫情中必然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董洪涛）#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