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专访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中国为世界”，中国的创新能力将为全球发展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北京报道“在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还是深入参与全球健康合作的承诺，都让我们深信，中国能在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和农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郑志杰指出，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方面，基金会见证了中国在改善本国人民健康福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中国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提升基础医疗，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基金会也看到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将新想法和新工具转化为有效的公共产品，帮助挽救了其他国家数以亿计的生命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展望未来，郑志杰认为，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重点将不仅包括“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在中国为世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有巨大的潜力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愿意从研发、转化、监管、试点、对外发展合作模式创新等多个环节推进和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改善全球健康与发展状况。
新冠大流行还将持续多久？基金会将如何调整抗疫工作重点？疫情给基金会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潜力？怎么评价中方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基金会计划如何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针对这些问题，郑志杰在专访中一一做出了回应。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使他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基金会于年成立北京代表处，年启动首个在华项目。此后十余年间，基金会不断扩大对华合作，项目涵盖扶贫、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烟草控制、助力非洲农业发展和消除疟疾等。
基金会正资助新一轮新冠疫苗研发
《21世纪》：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当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新冠毒株，还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演化能力，导致不少国家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在基金会看来，这场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对于频繁变异的奥密克戎毒株，现有新冠疫苗还能否提供保护？
郑志杰：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不好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提高疫苗接种率仍是终结此次疫情的关键。我们需要继续扩大新冠疫苗的覆盖，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全球加速提高疫苗接种率，从而减少病毒变异的机会，这次还是不够快。我们尤其要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提供疫苗，不仅要确保疫苗的充足供应，还要保证当地有足够的资源来部署疫苗接种。从更长远来看，我们也要鼓励并支持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
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批准了多款新冠疫苗，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疫苗至少在预防新冠重症和死亡等方面有明显效果。当然，面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我们也需要探索能预防多种变异株的广谱疫苗，以及不同给药方式的疫苗，如鼻喷雾型疫苗。应该说，新冠疫苗研发这个领域方兴未艾，不管是研究机构或者是医疗企业都仍在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基金会正在通过与各方合作，加速新冠疫苗的研发。此前，我们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捐赠了万美元，用于启动研究并加快开发新一轮具有潜力的候选疫苗。由于新一批候选疫苗在大规模生产、温度稳定性和低成本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因此更可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从而降低疫苗价格、推动疫苗公平可及。
新冠肺炎能否成为最后的大流行病？
《21世纪》：过去两年里，基金会向新冠疫情防控承诺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大多数资金都用于生产和采购重要的医疗用品。由基金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不仅资助多个新冠候选疫苗研发，还使用创新金融机制参与到新冠疫苗量产和公平分配中。通过此次战疫，基金会在向公共卫生领域投入资金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
郑志杰：我们需要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实现公平。这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新冠疫情让这个问题集中突显出来了，也迫使我们必须想办法加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新冠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事实上，我们为解决主要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疾病开发的那些系统和工具，与对抗未来新型病毒所需的工具是一样的。我们在做各类决策时要考虑低收入国家，那里的人应该和富裕国家人民一样有机会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公平获取疫苗和药品等挽救生命的工具的机会。
基金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盖茨先生在他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所说，“如果我们做出有利于每个人的关键投资，新冠肺炎就可能成为最后的大流行病。”具体要怎么做呢？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两个T和两个S：第一个T是tool，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工具，以提高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第二个T是team，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我们需要一个由名专家组成的常设组织来随时准备对危险的疫情暴发作出协调应对；第一个S是surveillance，高效的全球早期监测体系，使得各地的疫情信息能够被及时上传到全球数据库中；第二个S是system，加强卫生系统，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需要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如果各国各行其是，没有共同的愿景，就很难形成合力。谈到全球治理的问题，中国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中国可以参与建设一套相互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可以为全球健康政策落实到位发挥作用；在技术层面，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具体的项目，帮助改善具体人群的疾病防控能力；在实施层面，中国也可以为推进具体工作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双边援助，中国也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当前，二十国集团（G20）正在推动建立一个金融中介基金（FIF），旨在解决大流行防范、预防和行动方面的资金缺口，其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预计将在6月成立理事会。
基金会继续帮助贫困国家提高接种率
《21世纪》：COVAX在今年1月时表示，目前在包括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新冠疫苗库存已经超过了需求，在非洲当地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疫苗分配问题和民众对疫苗的犹豫态度。随着疫苗开始过剩，基金会将如何调整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重点工作，特别是在扩大疫苗接种和加强疫苗生产能力方面？
郑志杰：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对疫苗的需求一直很高。这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往往最容易受到致命传染病的影响，很多人都亲身体会过疫苗的珍贵价值。另有调查显示，非洲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缺乏足量的疫苗供应和接种渠道。在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两针接种的情况下，80%的低收国家人口尚未接种一针疫苗。因此，我们当下需要继续支持COVAX等国际多边机制的工作，确保这些组织拥有足够的资金和疫苗，交付给当前疫苗覆盖率较低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要鼓励并支持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
贫困国家并没有从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和部署中平等受益，导致了全球免疫鸿沟不断扩大，我们目前正在通过多种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确保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分配：例如，我们已经向Gavi领导的COVAXAMC捐赠了超过2亿美元，用于研发安全、可负担的新冠肺炎疫苗，并推动疫苗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及时分配。
除了疫苗，治疗方法的可及性也很关键。作为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COVID-19TherapeuticsAccelerator）的联合发起方，我们正在与“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计划（简称“ACT-A”）等伙伴合作，评估新型药物和生物制剂，并确保这些治疗方法在中低收入国家可以应用。
新冠疫情给基金会带来的挑战
《21世纪》：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以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流行。但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世界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停止，疫苗接种率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能否具体谈谈新冠大流行给基金会在传统卫生领域的工作造成的影响？
郑志杰：新冠疫情的确对抗击其他疾病的进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就像你提到的常规疫苗接种和疟疾。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全球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开展的各种投入和措施，也使其他疾病防控间接受益，因此新冠疫情造成的这些影响并没有我们原来预测的那么大。比如年时，我们的数据合作方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计，当年全球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相当于损失25年的进展，但实际下降幅度只有预估数据的一半。同年WHO预测，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将新增20万人，但实际增加了6.9万人。可以说，我们已经通过努力避免了更坏的情况发生。
我们在新冠防控中积累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其他传染病，比如结核病。目前中国仍然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此次新冠疫情为中国迅速采取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消除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提供了若干新的契机。比如，第一项可能的干预措施是我们有机会大大扩展结核病的分子检测。在疫情之前，中国许多市县没有结核病和耐药性快速分子检测的诊断网络。但新冠疫情促使中国几乎各个地方都具备了分子检测能力。新冠疫情终将过去，但分子检测能力可以继续助力结核病防控。第二项可能的干预措施是扩大结核病预防性治疗。中国在追踪和检测新冠密切接触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可以应用于结核病领域。如果采用更短的药物治疗方案——减少到一个月或每周一次12剂，这将使预防性治疗的实施更加可行。第三个可能的干预措施是在未来一旦有新的结核病疫苗问世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接种。当前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为所有年龄段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经验将有助于结核病疫苗的大规模接种。
总而言之，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认识到，消除传染病和极端贫困的决心稍有松懈，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生命损失，并逆转来之不易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也要为此继续更加努力。
愿与中国合作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建设卫生体系
《21世纪》：作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你怎么看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机遇和挑战？在疫情暴发之后，中方提出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同各方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你怎么看中方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下开展卫生合作的前景？基金会是否有意参与与之相关的重点项目？
郑志杰：盖茨基金会在年设立中国办公室。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一方面见证了中国在改善本国人民健康福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中国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提升基层卫生保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领域；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将新想法和新工具转化为有效的公共产品，帮助挽救了其他国家数以亿计的生命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很多国家都是基金会重点
消灭脊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的经验、资源和产品（疫苗）对消灭脊髓灰质炎最后一公里有重要意义。被动式疫苗冷链设备Arktek也已经通过商务部的采购作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项目之一，为当地电力供应不稳定、医疗发展相对较落后地区的疫苗储运、保存等提供新方案，以改善当地疫苗免疫工作。
疟疾防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国在年正式获得WHO消除疟疾认证，但仍然对青蒿素创新和疾病防控模式方面进行投入，持续为非洲以及全球最终消除疟疾贡献力量。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开展了多项合作。
一方面，盖茨基金会也正在与中国和非洲的伙伴一起合作创新疟疾防控模式。例如，基金会于年开始支持中国和坦桑尼亚合作开展的试点项目将中国疟疾消除阶段的1-3-7工作规范与WHO的T3倡议相结合，设计出适用于当地防控现状的“以社区为基础的1-7疟疾检测响应模式“1-7”疟疾监测响应模式（即在发现病例1天内进行社区筛检、患者药物治疗以及数据分析，7天内对高流行社区快速处置——筛检、健康教育、防蚊灭蚊，并进行人群药物普治），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WHO正在牵头将扩大该模式在坦桑尼亚的覆盖范围，并在赞比亚、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其他疟疾高负担国家试点。
另一方面，我们支持中国企业生产的青蒿素类药物进一步提升质量，作为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服务全球抗疟事业。目前，我们正在支持两种中国企业生产的两个抗疟药物申请WHO预认证，以进一步增加全球抗疟药供应的稳定性。我们也在支持中国科研机构开展青蒿素类药物相关的研发创新与转化，目前正在资助上海交通大学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展青蒿素生物合成优化项目。如果这一构想得以实现，将进一步降低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成本并增加其供应。
基金会愿把中国的创新解决方案推向全球
《21世纪》：长期以来，基金会一直致力于通过支持创新解决方案推动解决全球性挑战。作为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新一任首席代表，你怎么看基金会与中国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创新解决方案的意义？你准备在任期内如何深化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能否介绍一下基金会正在推进的与中国私营部门合作的重点项目？
郑志杰：盖茨基金会自年成立以来，一直将促进全球健康公平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还是深入参与全球健康合作的承诺，都让我们相信深信，中国能在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和农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致力于打造创新生态系统，从研发、转化、监管、试点、对外发展合作模式创新等多个环节推进和中国的合作，这里面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疫苗方面，我们与中国企业在新冠、乙脑、脊灰、宫颈癌等疫苗方面开展了很多合作。
我们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发起“大挑战：户外疟疾媒介控制项目”，鼓励中国科学家在“户外疟疾媒介控制”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该挑战赛号召国际合作开发疟疾传播媒介控制的创新解决方案，聚焦户外疟疾媒介控制的创新策略、工具和产品，以加快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疟疾的目标。
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监管机构也开展了许多重要的合作和项目，促进中国的监管标准和流程与国际接轨，提升整体监管能力，实现中国医药产品监管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更快获得全球新药和疫苗，也有助于更多高质量、可负担的中国医药产品快速通过WHO预认证，进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升全球健康。
此外，我们还正继续推动厕所创新方面的合作。基金会长期致力于发现并资助新型且无需连接下水道的卫生产品和系统，从而大幅减少恶劣卫生条件造成的全球健康负担和经济损失。
帮助中国HPV疫苗获得WHO预认证
《21世纪》：截至目前，中国已有6个品类共5种疫苗通过WHO预认证（PQ），其中的3种疫苗均有基金会参与其中。能否以HPV疫苗为例，介绍一下基金会如何帮助中国疫苗拿到国际采购的“入场券”？
郑志杰：WHO的“资格预审”机制，也叫作“预认证（PQ）”，对医药卫生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是疫苗和药物获得Gavi、联合国儿基会等多边机构采购所必需的“通行证”。我们首先需要说服中国的疫苗生产企业愿意参与预认证流程和国际大宗采购。一般来说，疫苗企业面临收回研发成本的压力，所以主动降低价格、面向市场规模不确定的中低收入国家供货，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商业决策。
针对这一难题，我们与伙伴机构一起为相关企业进行了HPV疫苗的全球市场分析，帮助企业看到被市场所忽略的中低收入国家对疫苗的巨大需求，以及通过国际采购后所能带来的利润空间；同时利用决策工具，帮助企业看到以WHO预认证为目标，建立更稳定的质量体系，不仅将帮助其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能全面提升企业在国内外的品牌实力，是一个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策略性投入，从而坚定其国际化的信心。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与在疫苗领域深耕多年的专业机构帕斯适宜卫生科技机构（PATH）紧密合作，对中国疫苗企业进行了数十次现场督导和培训，就工艺放大、效价质检、流程优化等提出专业性建议，并无偿转移了关键性的质量管理检测技术，还为企业申请WHO预认证提供了多次的模拟检查；而与Gavi的长年合作，也让我们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符合国际采购标准的上市后产品管理，并让企业能够顺利完成在其他国家注册、上市的复杂流程。
基金会从年开始陆续支持两家中国伙伴的宫颈癌疫苗研发生产和预认证工作。去年，首个国产宫颈癌疫苗获得WHO预认证。这两家中国企业还在年全球疫苗峰会上郑重承诺，在取得WHO预认证后为Gavi市场提供可负担的2价宫颈癌疫苗，这将为发展中国家万女童接种宫颈癌疫苗做出重要贡献。
（作者：郑青亭编辑：和佳）
